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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赵老师的一生是我们的教科书

发布于:2018-06-12 11:35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闻网

5月22日下午,雨后天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东北角的小麦试验田里,写着材料名称的白色标志牌在地头相间而立,密密地排列着,绿中泛黄的小麦在夕阳下显得格外精神饱满。75岁高龄的“三秦楷模”王辉教授一手拿草帽,一手拿笔记本,正在麦海里巡查。他时而低头抚麦,时而抬头远望,走出试验田时,鞋子上沾满了褐色的泥土。

我们说明来意,和王辉教授回到他在“国家小麦改良中心杨凌分中心”的二楼办公室,听他讲述与老师赵洪璋院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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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赵洪璋院士(中)与王辉等助手们在田间进行小麦杂种后代的综合选择

记者:王老师,您初次见到赵院士是何时?对他的印象如何?

王辉教授:1964年,我21岁,考入西北农学院。赵老师是大名鼎鼎的小麦专家,我们只有在专题报告会上才能见到他。大三以后,因为专业实习,在试验田里我几乎天天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但却几乎没有机会和他交谈。在我的心目中,他就像高山一样可望而不可即,我对他充满了敬佩。

记者:您和赵院士交往有多少年?最难忘的事有哪些?

王辉教授:1968年大学毕业后,在国家统一分配下,我先后在21军设在宁夏宁武和陕西华阴的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后又分配到眉县良种场工作。在1970年至1973年的三年间,我作为专业技术员,在眉县良种场进行了大量的小麦良种选育、比较试验、提纯品种等工作,获得了领导的认同与赏识。

1973年9月,我调回母校西北农学院,很幸运被分配到了由赵洪璋老师牵头的小麦组。正式和赵老师见面是在北校区四号楼二层赵老师的办公室里,我很紧张拘束。赵老师给我讲了我的主要工作任务,考虑到我刚刚参加工作,他鼓励我多实践,多带一些实习课程,多进行学习,教学的事情一步步来。谈话时间并不是很长,但赵老师很健谈。虽然他的河南话我不是全部听懂了,但他的意思我明白。就这样,我由学生变成了同事,在赵老师的指导下,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直至1994年2月他去世,我们在一起工作了21年。

在这21年间,有很多让我难以忘怀的事情。

加代室的故事。那个时候,小麦育种势头很猛,为了缩短育种年限,赵老师决定利用小麦收获后的空闲时间进行夏季加代,他把摸索加代试验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在北校区四号楼的地下室要来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作加代试验。为了搞清楚加代环境下,小麦不同生育期对光照、温度的需求关系,促进小麦生长发育,我们在这里摸索了两年,期间,赵老师经常来地下室,手把手指导我。最终,我们摸索出了门道。后来,因为地方小,我们又在今天的八号教学楼东北处,利用防空洞自行设计建造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半地下加代室。光温控制、从防空洞抽取冷空气等工作,都是赵老师亲自指导。1978年,在赵老师的推动下,学校唯一一个加代楼建成,位置就在国家小麦改良中心杨凌分中心的西面,这个加代楼拥有了六七个加代实验室,成为当时国内很先进的科研实验室。“西农772”“西农881”两个新品系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加代实验室让小麦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完成八个月的生长历程,更让我把教材上的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为我以后从事小麦育种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仁麦田现场教育。赵老师在小麦育种目标的制定上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他认为小麦育种工作是“一条龙”,育种目标便是至关重要的“龙头”。龙头一旦出现问题,后续选育过程全部无效。记得有一次,我跟随赵老师在武功县南仁乡看小麦,赵老师在一块麦田里蹲了很久,原来是一株矮秆早熟的小麦引起了他的注意,“瓜怂(陕西方言,笨蛋的意思),你过来看一下这个材料”,赵老师笑着召唤我,“你看,在这一大片麦田里,它比普通的材料都低了很多,也比较早熟,这样的材料如果能够运用到生产中,那不仅可以避免后期的病害,还能提早收获避免穗发芽,更能为下一茬作物腾出地儿来”。直到现在,赵老师的育种目标思想还一直影响着我的育种工作。

搭锅煮挂面的故事。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赵老师就开始考虑小麦品质问题了。那个年代,小麦加工水平低,比较红火的就属岐山挂面。为了解所育小麦品种质量性状,赵老师专门到岐山把小麦面粉加工成挂面,回到学校就在现在的亦乐园食堂搭起了四五口锅,统一控制火候和下面、煮面时间,然后带着我们集体品尝,共同讨论哪个品种的小麦有筋道,口感好。正是这样特殊的教育,让我深刻领会了如何制定一个好的育种目标。

“西农772”夭折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初,关中地区主要流行的小麦病害是条锈病,赤霉病在当时并不流行。“西农772”是赵老师培育的一个新品系,其产量性状特别好,赵老师很看好这个品系,但出乎意料的是有一年“西农772”出穗后,遭遇了大范围的赤霉病,赵老师忍痛果断放弃了参审。“西农772”被淘汰后,赵老师意识到抗病性育种、科学育种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关键点。为了鉴定小麦材料赤霉病抗病性,赵老师带着我们亲自下地,人工创造赤霉病爆发的条件:给小麦接上赤霉病菌种后再进行喷水、套袋,一直干到了晚上天黑,甚至打着手电筒在工作。这开创了北方冬麦区抗赤霉病育种的先例,随后也培育出北方麦区第一个抗赤霉病品种“西农881”。

风雨试验田的故事。麦倒一把草。赵老师很重视小麦育种的抗倒性,经常告诉我们要在大风大雨的时候走进试验田,观看不同品种小麦的摆动、弹性情况。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早上,狂风暴雨突降,人们纷纷从室外跑回来躲避。我急匆匆赶到加代楼后面的试验田时,竟发现赵老师早已在麦田里。那时候,他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望着他,我既感动又羞愧。从那以后,我就专门准备了一双高腰雨靴,一有大风雨,就往地里跑。

记者:您的办公室一直放着赵院士一张大照片,这是何时的照片,为何放在办公室?

 王辉教授:1994年2月,赵老师病逝。90年代中期,学校准备筹建小麦遗传育种展室,我意外得到了赵老师1982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便一直将它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后来还专门找人将照片放大挂在了我的办公室。这是赵老师一张半身照。还有一张照片是赵老师肩挎帆布包正笑眯眯地蹲在试验田看麦子的照片,我们把它也放大了挂在国家小麦改良中心杨凌分中心一进门迎面的墙上。放这些照片,是一个怀念,看着赵老师,我会想起每到育种关键期,赵老师对我的教导,会想起那条被赵老师踩得光溜溜的试验田小道。它也是一个激励,督促着我在育种工作上不能懈怠,不断创新,为国家多作贡献。

记者:您觉得,赵院士身上有怎样的精神?

王辉教授:李兴旺书记提出了“扎根杨凌,胸怀社稷;脚踏黄土,情系三农;甘于吃苦,追求卓越”的24字西农精神,我觉得,赵老师是“西农精神”的真实写照和典型代表,是楷模。赵老师从1942年来校工作直至1994年去世,就没离开过杨凌,他的心里就只有小麦育种事业,只有国家和群众的需要。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创造不朽业绩的一生。关中大地、黄淮麦区,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赵劳模,都知道碧蚂一号。虽然是大师,他却从不摆任何架子,很能吃苦,出差在外,吃饭住宿也从不挑剔。对我而言,赵老师是一位真正的良师益友,是影响我一生的人。

记者:你认为赵院士对西农小麦育种事业未来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王辉教授:赵老师为学校乃至国家培养了一大批育种人才。他在作物育种理论的创新方面贡献突出,是将生态学纳入到育种理论的第一人,也是北方麦区第一个培育出抗赤霉病小麦品种的专家。

赵老师在育种思想上所表现的前瞻性、预见性、实践性、开拓性无人企及,他在大量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了小麦育种基本理论,对后续作物育种工作者们的影响非常深远,我现在提出的“多蘖、小叶(多穗)、大穗”的育种观点便是他言传身教的结果。

赵老师的一生,对于我们西农育种人而言,就是一本鲜活生动的教科书!

 

实习编辑: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