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我的师兄，如若超越时空，我在军艺上课坐的座位和他的挨在一起。我和他见过一面，有过一次很短的对话，有过一次听他夸夸其谈——我的模样绝对很虔诚，一幅崇拜之至的神情，毕竟我这等人能看到活的莫言，不是易事。可他说了些什么，在他没离开讲台时，我几乎就都忘掉了。

从这一次的见面，从他的作品，从他留在军艺的足迹，我印象中的莫言，是个“土匪”，一个从高密县东北乡杀来的“土匪”。他手里拿的不是笔，而是一把滴着豆子大血珠的刀——一个个豁口呲牙咧嘴，身后是一片血淋淋的红高粱。

到军艺来之前的莫言，我不知道什么德性。当他第一次踏入军艺大门时，“土匪”的尾巴就毕露了：没有单位的推荐信，没有报名表，更重要的是过了报名时限。他不管这些，丢给当时负责招生的刘毅然两篇发表了的作品，扭头就走。大有“看看我手头上的货，就不信你们不买我的账”之意。这不是“土匪”的做派是什么？他没露头前，我们的文坛风平浪静，相安无事。他种出了《透明的红萝卜》，弄出了《金发婴儿》……还有那大红大紫的《红高梁》，这下可好了，文坛被炸得遍体鳞伤。他和当年的博尔赫斯一样，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小说还能这样写？你看看，这不就跟“土匪”下山进了村子一个样？“土匪”大多没什么文化，莫言更大言不惭地称自己为大老粗。莫言红了，人们在探求他的成功之道。他却主动招认，《百年孤独》没读完一半，《喧哗与骚动》只翻了三分之一。这让许多人失望。有些人，一有了点成绩，有了点名气，装也要装出满腹经纶的样子。他倒好，说得实在的，让人心顿时凉了大半截。

不知道管谟业取“莫言”这等笔名，是不是有让他人噤声的企图。不过，贾平凹倒为此领教过。一次，他到车站接莫言，因双方只闻其名读其文没见过真容，只好举着一牌子，上写“莫言”。这下好了，在车站愣是没人与他搭话。想想也是，高举着“莫言”的牌子，谁还敢开口？

莫言说，想要在文坛上闯一片天地，必须达到“胆大包天”。瞧他一脸的认真相，根本不像是在说笑。有一次，有人问他作品在国外出版的情况以及在国外著名大学讲演是如何的威风。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别的作家的情况，反正我的作品在国外出版，有的也只是某一所大学因教学需要印了几百本而已；讲演，在哥伦比亚大学，我讲演了，可下面也就坐了二三十个老师学生，我胡侃了一气。

说得如此没面子，如此不大气，真是没劲。

莫言的“匪性”集中表现在他创作的高度的生命自由状态，一切都是狂欢中的产物。他喜欢描写那些脱离生活常轨的生活，如《红高粱》中荒诞的战争，《酒国》中的盛宴，《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骚乱。他的语言是大杂烩，谚语、顺口溜、民间歌谣、脏话、官方辞令、最高指示……汇成一股混响的话语洪流。在我看来，最能体现莫言“匪性”的是《欢乐》中的那个片段：

……跳蚤在母亲紫色的肚皮上爬，爬！在母亲积满污垢的肚脐眼里爬，爬！在母亲泄了气的破皮球一样的乳房上爬，爬！在母亲弓一样的肋条上爬，爬！在母亲的尖下巴上、破烂不堪的嘴上爬，爬！……不是我亵渎母亲！不是我亵渎母亲！！不是我亵渎母亲！！！是你们，你们这些跳蚤亵渎了母亲也侮辱了我！我痛恨人类般的跳蚤！……

人们都在用溢美之词歌唱母亲，莫言却借“齐文栋”之笔，以我们从未见过的文字描写母亲。莫言是在用歌唱母亲的全部的衰落中歌唱母亲的全部荣耀。也只有他这样的“土匪”才能如此做。

莫言在高密东北乡拼拼杀杀过瘾后，冲进了都市，用《红树林》、《师傅越来越幽默》、《沈园》、《长安大街上的骑驴美人》等与窝在城里的作家抢山头争地盘。

之后，他似乎走不出育他“匪性”的高密，又掉转马头回家了。这才有了后来的《檀香刑》、《蛙》等等。也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