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风诗社创始人之一邱岗。　陈欣瑶　摄

柳风农民诗社日常活动现场。　资料图

阵阵秋风拂过成都平原的西沿，一眼望不到头的是刚刚收割完毕的田野。仍然湿润的土地上散落着一簇簇金棕相间的稻茬，默默提示着此前热火朝天的秋收场景。

这里是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部的七里社区，原属柳街镇。在2019年底的乡镇区域合并过程中，柳街镇正式撤销，包括七里在内的15个社区并入石羊镇。虽然区划意义上的“柳街”已成过去，由这方水土哺育出的民间文化实践仍然耀眼。

2003年，“柳风农民诗社”在原柳街镇诞生。2008年，原文化部将这座偏远的小镇命名为“诗歌之乡”。2014年，源于当地的“川西柳街薅秧歌”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歌入耳、诗文走心，“七里诗乡”逐渐成了远近百姓心目中回归人文田园的好去处。

站在村口，远远走来的正是“柳风农民诗社”的创始人之一，65岁的邱岗。

“这儿春天有菜花节，黄澄澄；夏天有诗歌节，绿油油；秋天有丰收节，金灿灿；就现在这个时候，不够美！”自豪之余，邱岗也有些遗憾。

有感而发，与邱岗同行的诗社成员康洪以稻收为题，咏出了一首朴素有味的即兴诗：

“春种满田皆碧绿，秋收遍地是黄金。

农民最喜丰收路，白米干饭暖人心。”

尽管年过七旬，康大爷的朗诵仍旧流畅而嘹亮。

乡亲自己的诗社

谈起当地的诗歌渊源，同为柳风诗社创始人的周兴强有说不完的话。

“我们小时候哼童谣，大了喊薅秧歌，连村干部讲话也常常夹着自创的打油诗。用诗歌表达自己，都是自然而然的。”提到打油诗，周兴强立马拈来一个例子：“‘干部不合产量低，夫妻不合儿女细’，还押着韵！”

正是在这样活泼的民间文化氛围下，2003年，邱岗、周兴强、程光林、刘宗德等人一拍即合，成立了“柳风农民诗社”。社名中的“柳”，取自柳街镇名；“风”则寓意当地的诗歌风气与民间传统。

十八年间，柳风诗社从一开始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了如今的100多人。成员中既有80多岁的老者，也有20出头的青年。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的在家门口务农，有的在场镇上开店，有的跑短途运输，有的长期在外打工。

“有社区干部，还有大学生呐！”社员们纷纷补充道。

诗社的核心章程只有两条：第一，只有本地人可以加入诗社；第二，诗社自筹自办的刊物只登载成员的作品。不过，“本地人”这个概念，也稍稍留出了灵活空间。正在镇卫生院工作的青年成员尹旭，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他是崇州人，但是因为酷爱诗歌，专程来到诗乡参加了工作，”邱岗笑着解释：“既然扎了根，自然就可以入社了。”

制定两条规则的初衷，是保护当地的农民诗歌传统。“我们想在这片土地上，把‘自己’做大，让家乡的文化印记代代相传。”邱岗补充说：“那时候还没有搞‘文化品牌’的概念，我是镇里的文化站站长，办诗社既是顺应内心，也是一份责任感。”

1955年出生的邱岗，将自己对文学的喜爱描述为“与生俱来”：“初高中时候，我就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走出校门，邱岗先后在信用社、乡镇企业办公室工作，还当过砖厂厂长、建筑队长。这些工作尽管都是当时“很挣钱的肥缺”，在邱岗看来却并不那么理想。1990年，镇综合文化站成立，镇党委书记几经斟酌，挑中了邱岗担任站长。

在这个岗位上忙碌到退休，邱岗在劳累之余，更觉充实。

个人藏书1500多册，创作诗歌200多首，常年编印诗集诗报，始终坚守在民间文化的第一线——2019年，在由中宣部、农业农村部联合指导的“乡村阅读榜样”全国评选中，邱岗脱颖而出。颁奖彩排时，被建议用普通话发言的邱岗悄悄对记者吐了一句苦水：“不用家乡话，就没有那么尽兴。”

柳风农民诗社社长兼党支部书记、柳风艺术团团长、都江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直到现在，邱岗身上仍然担着许多身份，也有许多想做的事情。“温饱解决了，农村老百姓的精神需求就显了出来。”他说：“民间诗歌不应该仅仅是少数人的爱好，应当吸引更多人学诗、写诗，对自己的家乡充满自信。”

当代农民田园诗

柳风诗社的田园农民诗不拘体裁：既有古体，也有新体；既有诗，也有谣；既有顺口溜也有民间曲艺。

“把劳动写成诗，格外有生气。”周兴强引了另一位创始人程光林的《六畜兴旺旺旺旺》：“‘犁落天边一轮月，逗得鸡公惊叫唤’，就是在写干农活时起得早。”

随时记录劳动中的所见所闻，即兴抒发生活中的所感所想。诗社成员们聚散有节，正如专长古体诗的王庆辉所写的那样，是“忙时各自勤耕种，闲来相聚共吟哦”。

农民诗人们纷纷表示，这样的诗歌风味，离不开当地薅秧歌的悠久历史。

“黄鳝出洞尾巴摇，你唱秧歌我来解，

天上唱完唱地下，一家一家唱起来。”

这段歌头来自邱岗等人整理而成的民俗节目《柳街薅秧歌》。所谓“薅秧”，指的是清除稻田中的杂草。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中，为了调剂体力劳动的单调与重复，也为了统一乡亲们的动作节奏，“薅秧歌”应运而生。

石羊镇位于成都平原与岷山山脉的交汇处，紧邻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清康熙年间，来自湖北等地的移民大量迁入，形成了本地与外地，汉文化与藏羌文化的融合。当地薅秧歌诞生于七里坝、邬家坝一带，既有藏羌民歌的韵味，又有岷江号子的风范，更融入了四川曲艺的腔调，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拿着爪爪儿，看到什么唱什么。”邱岗解释道：“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都是素材。”

作为劳动号子与地方民歌的结合，柳街薅秧歌同样表达着劳动者的喜怒哀乐。从奇闻逸事到儿女情长，田间歌海给了每个人分享心曲的契机，酿造出了充实的原生态口传文化。

尽管人力薅秧已在农业机械化的浪潮中退场，这种心口相应、言之有物的文艺品味，仍在当地人的文艺观念中一脉相承。

读得懂、接地气、合乎“我们的口味”，是柳风农民诗的首要追求。在通俗之余，柳风农民诗同样看重民歌与文人诗的结合。

除了唐诗、宋词等古体诗经典，已有百年历史的现当代中国新诗，也是柳风农民诗重要的文学源泉。“用新诗表达田园生活，既要和时代合拍，也应做到古典田园诗那样的清新脱俗。”作为诗社新诗写作的代表，杨奇旭格外看中雅俗共赏。

至于什么样的书才是“好书”，从四大名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成员们也有许多一致的看法。

今年77岁的王登元，尤其擅长顺口溜。“我最爱看赵树理的《三里湾》。”他说：“有农村生活，有人物性格，有乡土味儿！”在王登元看来，尽管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如今读来仍然贴切，甚至超越了南北方的地域区隔。

《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用社员们自己的话说，这份“爱读书目”中，有他们最喜闻乐见的“正能量”与“英雄气”。

诗歌讲座、读书会、现场命题作诗赛、微信诗歌接龙……在诗社里，农民诗人们不断接受着新的文学滋养，浇灌着别开生面的“当代农民田园诗”。

诗社带来新变化

主动寻找、主动邀请，是多年来邱岗吸收新成员的秘诀。

现在的副社长杨奇旭就是被诗社“发现”的。

1960年代，读小学的杨奇旭遇到了一位下放到农村的大学老师。直到杨奇旭高中毕业，这位老师不断拿出书来，指引学生从当代读进古代。杨奇旭养成了走到哪儿读到哪儿的习惯，就连农闲时外出打工，也要背回好几本新书。

2004年，听说市文化馆的老师来镇上讲文学课，杨奇旭赶紧跑去听了个饱。下课时，他借来纸笔写下一首七律，当场得到了老师的赞许。这次经历重新点燃了杨奇旭心中的文学理想：“我想起自己写出过在全县中学巡展的作文，觉得可以真正拿起笔来。”

让他既意外又欣喜的是，第二天，邱岗便来动员他入社了。

就这样，杨奇旭开始边打工，边写诗。2006年9月8日，在成都参加杜甫草堂诗歌活动的杨奇旭，见到了正在签名售书的台湾诗人余光中。“我也买了一本，排了一个多小时才签上名。”杨奇旭说，这本书自己“一读再读，越读越有味”，从此“爱上了新诗”。

近年来，杨奇旭陆续出版了3本诗集，更在2018年加入了四川省作协。

在诗社的成员中，还有1/5是普通的农家妇女。她们在工作、持家之余写诗，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擅长填词的张世琼便是其中之一。

出生于1973年的张世琼，在柳街中学的食堂工作：每天凌晨4∶30起床，忙活学校里的早、午饭；下午回家休息几个小时，再接着忙学校里的晚饭。工作中用手机记下灵感，家务中在小本子上写下诗句，张世琼说，这样“忙里偷闲”写诗的日子，也已经持续了十多年。

“桌子上、窗台上、柜子边，家里的每一个平面，我都在那儿写过诗。”张世琼有些不好意思。

说起写诗给自己带来的变化，腼腆的张世琼话多了起来：“我们农村妇女要面对方方面面的评判。开始写诗之后，我接触的人不同了，眼界也不同了。”

年节里，在外打工的女成员们回到家乡，总要尽可能地聚在一起。“我们谈诗，谈写诗，也谈生活。”张世琼说，“总是亲密得很。”

近年来，柳风诗社促成了家乡的许多变化。建社起就开始举办的“元宵赛诗会”，自2015年起升级成了一年一度的“中国（都江堰）田园诗歌节”；越来越多已成名的诗人来到七里诗乡，与农民作者们结起了“对子”；镇域内的中小学纷纷成立学生文学社团，孕育出一批又一批文采初现的“诗苗”。继2018年成为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分会场之后，今年的诗乡又被第六届“中国诗歌节”选为分会场，再次迎来了农民文化社团的高光时刻。

打造诗歌与非遗元素相结合的特色小镇，是接下来石羊镇发展“全域旅游”的关键所在。为了进一步推广农民诗与薅秧歌，诗社的衍生组织“柳风艺术团”也越搞越红火。薅秧歌成都市级传承人杨久长，便是如今艺术团的副团长：“团里有30多个人，把大伙儿创作的东西表演出来，把故乡的非遗艺术带上台，让更多人看得到！”

作为当代文艺的一种乡村表达，柳风诗社及其农民诗正在诠释着乡村群众文化活动的新空间。

正如柳风农民诗所说的那样：“有故事的风景，最让人留恋。”

记者　陈欣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