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人习惯把元宵节期间展示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统称为“社火”。早先的社火都是以“社”为单位组织的，场面宏大，红火热闹。“社火”大约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昔日，我的家乡西安东北郊灞渭三角洲一带的村庄，一入腊月便开始排练。由于排练场地多在祠堂或大房里挂一面大锣，以锣为号，参与者不得迟到，所以把开始排练叫“挂锣”。有的村则在排练场所的大梁上搭一根勒麦车的大绳，地上放一堆枣刺，谁若来得迟，或者学习不用心，便要挨枣刺之笞打，或者跪一炷香的时间，即跪在地上手拈一支点燃的香，等香燃完才能起来。

在灞渭三角洲，常见的社火有平头桌子社火，即在一张方桌上扮作戏文，由四人抬着走。如《断桥》，在三张桌子上各立白娘子、许仙、青儿的戏剧人物形象，这种社火人称“哑巴戏”，化妆起来惟妙惟肖，惹人喜爱。比平头桌子高级一点的，就算是芯子了。芯子有平台芯子、杂技芯子、转芯子和挂芯子等。譬如《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就要使京娘站在赵匡胤手举的蟠龙棍上，玄妙的艺术引人入胜。还有一种大型社火，叫做“山社火”，高达3丈，下面有50多人抬着走，以人多取胜，十分壮观。

白天常耍的社火，还有高跷，俗称“柳木腿”，高者可达2米，低者1米左右。扮演时将人腿绑在特制的木棍上，高腿表演难度较大，低腿表演舞蹈气氛浓烈；表演者可根据戏剧情节、故事人物设计动作服饰，如《三打白骨精》《铡美案》《白蛇传》等。高跷表演中的高难度动作为“二人三跷”，即两个表演者用三条“腿”。而“顶灯台”“单干跷”（两名表演者用木杠抬着另一名表演者）“鸭子偎蛋”等诙谐幽默的表演，集“奇、险、妙”于一体，更为夺人眼球。最有趣的是扮演孙悟空的形象，或走或跳，打诨取闹，绘声绘色，耐人寻味。常见的社火中，既有尚武的马社火，即用马拉车装扮的社火；还有血社火，即杀气腾腾等惊险场面的社火；也有社火尚文，即寓意于戏，讲究精巧，以妙、玄、佳、绝取胜。

能出社火的村庄，不论大小、人口多少，展示给众人观看的东西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即使同一类型，也各有千秋。比如同为芯子杆，有的以高玄见长，有的以精巧著称。站在杆上者，有的是八九岁的孩童，有的是周岁左右的幼儿。而家长则认为，孩子能上一次杆，可以得到一次锻炼，能沾带众人的福气，茁壮成长。所以，都是争先恐后，主动找社火头儿，请求给孩子一次难得的机会。社火队伍前头，有的村是社火头儿领队，脸上堆满难以掩饰的骄傲之态；有的村则由年龄最长者（俗称“人王”，但均为男性），穿着儿子备办好的寿衣率领队伍前行，众人尊敬的目光，让老人感到无比幸福和欢乐。

中国人过去追求“三多”（多子、多福、多寿），有些村缺儿少女的人，便希望借助摆社火时的阵势感动神明，给自己赐个一儿半女。社火队伍有头，自然有尾，扮演社火尾子的人打扮得奇形怪状，还要经受那些看热闹的人特别是儿童们的推推搡搡。所以，扮演社火尾子是个苦差事，人员都是由社火头儿指派。但有的村庄，社火尾子有人争着当，甚至有时还要托人走社火头儿的“后门”哩！因为那些家中儿女缺少的人认为，当了社火尾子，为村里的事出了力，老天会满足想添个儿女的要求。一些村子在摆社火时，人们总要给锣鼓车上点缀几个“棉花娃娃”，胖嘟嘟，十分可爱。社火结束的当天下午，有心人总会小心翼翼地把“棉花娃娃”卸下来，揣在怀里，走进巷道里那些缺儿少女的人家，把“棉花娃娃”放到小夫妻的炕上，用被子盖好，相信这样就会圆了这一家的儿女梦。如果来年真的添了孩子，那送“棉花娃娃”的人自然是有功之臣，一定会被主人请去坐到上席喝一杯喜酒的。

在灞渭三角洲众多的民间社火中，新合街道班家村的《鱼戏莲》最具特色；其中鱼道具长一丈余，分为七节，每节内有灯光设备，下有供表演者操作的七根把柄。表演队伍由八人组成，表演时七人舞鱼、一人舞莲（花灯），在锣鼓和吹奏音乐中登场献艺，其表演程序有跑圆场、鱼跌膘、鱼跳跃、鱼翻身、跳龙门等。舞莲花灯的引鱼人，在他的动作中夹杂以民间武术套路，总体表演风格粗犷豪放，节奏强烈，令人振奋。这一民间艺术，原本是逃难的湖北乡民由江南水乡引进的，在灞渭三角洲已有180多年的历史，后经民间艺术工作者的不断发掘整理，创编了不少新的表演元素，增加了群鱼戏莲的大型场面，由140多人参加表演，使人耳目一新，已入编《中国民间舞蹈集成·陕西民间舞蹈志》，并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全国播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