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御

1992年3月，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在《当代》杂志连载，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陈忠实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一位作家，我与他无任何交集，但读过他的这部经典之作及他谈创作体会的篇章后，一位农民作家连同他的作品的高大形象就矗立于我的面前。

他说，写了一辈子，总想写一部能放在棺材作枕头的作品，然后就有了《白鹿原》。这是一部作者引以为豪的枕棺之作，也是当代文学创作史上一部并不多见的经典之作。

忠实先生虽然生活在关中农村，对那儿的风土人情、历史沿革，乃至家长里短、规制礼教，可以说了如指掌。即使这样，他还是在起笔之初踏上故土，与父老乡亲生活几年。他要从头至尾摸清这块土地的根脉枝蔓，从骨子里认清他们的血脉传承，从而书写出这块土地，也是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也就是他所说的“密码”。

他不同于现在的一些作家，关在别墅里，宿在大海边，或觅一处僻静山庄，书写自己的长篇巨著。忠实先生一直与农民为伴，与乡民为伍，找一间逼仄的小屋，安上一张小桌，就是他文思与才情的驰骋之地。几年的奔涌与打磨，终成大作。

大年三十晚上回到西安的家，他要老伴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照亮整个房舍，也照亮自己，这也许就是一次完成夙愿的心灵之旅，了却多年重负之后的一次光的洗礼。当他将厚厚数摞手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时，郑重地说：“我把我的命也交给你了！”此话颇为悲壮，与他的“垫棺之作”的自我允诺一脉相通。

大作出版后，我参加中国作协培训班，听授课的白烨老师说，忠实先生来京领取稿酬，请同乡白烨老师作伴，去银行取钱。他说一生还没见过这么多钱，那时还没有百元大钞，最大面额是10元。领到钱之后，忠实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给老伴买件好衣服，她持家太辛苦了。这就是可爱的陈忠实，这就是文学的忠实和生活的忠实。

时移势迁，当下的文学，除了某些自媒体超越文学批评范畴的人身攻击、诅咒谩骂、恶意攻讦等不良不纯行为之外，主流的批评风格基本是“歌舞升平”。作品需要评论，需要有批评家引读，但作品的恒久的生命力，还是来自读者的认知。多少长篇“巨作”一经问世后，谄媚之辞泛滥。读者翻开却发现不过如此，这种现象并不鲜见。

再回到文学的忠实。《白鹿原》一版再版，在排行榜上一直靠前。但忠实先生自此再未续写长篇巨著，所写的一些简短文字，也许是难却情面，应朋友、刊物之约而写下的短章。他后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扶掖后学，回望与沉思的修炼之中，这也许是文人自我走向的一个高阶。歌厅有麦霸，电视有霸屏者，文坛何尝没有不停重复自己、以敷衍之作不断消耗自身名气的文霸？忠实作为“前浪”，明白“江山代有才人出”的道理，他想把有限的资源、有限的展示空间留给认认真真的“后浪”们。

社会得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陈忠实是我心目中一位靠谱的“前浪”。今天的“前浪”们该给“后浪”们留下什么？是文质兼美，是品位，是艺德，是良好的社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