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霞艳

小时候，我分辨不清各个节日有什么区别，常常把放粮记作最盛大的节日。

放粮的年代，是计划经济时期，粮食被国家统购统销，平均供应。放粮，是只属于我们这代或者几代人的记忆。那时，每人二十七斤定量，只有中学生和职工享受三十二斤，每月每人只能领到八斤面粉，一斤大米，半斤豆油，其余的数量只可以领玉米面、高粱米等一些粗粮。每家每户的成员和定量，全部登记在一个粮食本上，这个粮食本就是领取粮食的通行证。

那时，放粮成了我们的念想。我们一天一天的盼着，盼望着放粮的车早点驶过来。情急之下，就攀上柴垛瞭望，每驶过一辆汽车，我们就认真观察车厢坐着的人装束，是不是穿着白大褂、戴着小白帽？如果是，我们会迅速从柴垛上跳下来，找出粮食本，准备好粮袋子和运输粮食的爬犁，然后，全家人浩浩荡荡地到小粮店排队，恭候放粮。尽管掌握的“情报”非常及时，我们还是落在了后头，只好耐心地、一寸寸地努力向着窗口挪动。一上午的时间，才排到窗口，领到应有的粮食。我们用细小的、低矮的袋子盛白面和大米，用那些又粗又高的袋子盛粗粮，豆油有它专用器皿，是一具绿茵茵的玻璃瓶子。

在我眼里，胖墩墩的粮袋，是最吉祥的象征；精细的、苗条的粮袋，何尝不是珍贵的幸福？我小心翼翼地扶着它们，生怕不慎把这吉祥和幸福散落在地上。

1979年春天，春风异常温暖，改革的步伐探索地迈进林城。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可以用粮食本领到一大袋子的面包和烧饼，那份喜悦让我记忆犹新。1990年代后，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吃粮食再不用通行证了，我们也可以到威海发展、到珠海旅游、到北京追逐自己的梦想。

如今，放粮不再成为我们生活的节点，可每当我回忆这段经历时，仍会津津乐道，仿佛幸福的时光定格在了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