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记忆

■叶梅玉

那个时候，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站在小院里，望父母快点下班，给我们做饭吃。

那天，好不容易盼到母亲下班回家，我像条尾巴一样，粘住了母亲。母亲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母亲换煤球、择菜、端着一畚箕菜到河边洗菜，我也屁颠屁颠地跟去。

“去，看你大哥买米回来了没有。”母亲像甩鼻涕虫一样，把我甩走了。

我站在大槐树下，向不远处的车路张望。路上偶尔有一辆大货车驶过，卷起一股灰尘，遮住了我的视线。从腾起的尘雾里，走过来两个背着书包，放学归来的顽童，他们被夜色驱赶着，走得急急忙忙，四四方方的小书包耷拉在屁股上，随着他们脚步的起伏而一上一下地摆动着。

他们一路嬉闹着从我面前走过，他们中没有我的大哥。我一直望到四周起了淡淡的夜色，望到夜色慢慢湮没了那条车路，车路上渐渐亮起了橘红色的路灯，我仍没有望到我的大哥。

“怎么还没回来？不会是遭老师留了吧？”母亲的声音传过来，紧随而来的是她急促的脚步声。

大哥向来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向来是个守纪律的孩子，还是班上的班长，怎么会被留呢？

“我们去找找吧。”父亲打着电筒，一晃一晃地过来了。

他们把我支回家，转身就融入茫茫夜色中了。

我回到家，搬来一把板凳，靠窗摆着。我爬上板凳，趴在窗玻璃上，看着一束电筒光一闪一闪的，在夜幕中远去。

我真饿。我们都在等大哥买米回来下锅。那个年月，没有什么比粮食更金贵。我们耳朵里听得最多的是大人们挂在嘴上的话：要是实现共产主义就好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人人吃得饱，穿得暖。我不懂得大人们所说的共产主义，但看着他们谈论共产主义，一脸的陶醉，一脸的幸福，我也就十分向往了。如果每天肚子能吃得饱饱的，那该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呀。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体制，城镇居民的口粮是定量供应，粮食凭粮票购买。我们一家七口是城镇户口，每个月定量供应的粮食远远不够一家人填饱肚子。我们每天饿兮兮的，吃了上餐，等不起下餐。粮食不够吃，母亲只好从粮店买来廉价的红薯丝，掺在米饭里一起煮。

一到吃饭时间，我们五兄妹就要哭闹一场。

“我不吃红薯丝，不吃红薯丝。”每次都是我仗着年纪小，闹得最凶。

红薯丝寡淡无味，粗糙得难以下咽，它是我的噩梦。

“不吃也得吃，哪有那么多白米饭吃。”母亲恼怒地在我头上给了一个爆栗子，她那凶巴巴的样子，让人无法抗拒。

“我碗里的红薯丝比姐姐的多，我不吃这碗。”我故意找碴，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红薯丝，眼睛牢牢地盯着姐姐的饭碗。

“慧慧，你乖一些，和妹妹换一碗。”母亲哄着姐姐。

姐姐向来温驯，把父母的话当作圣旨，但那次姐姐好像要哭了，她撅着嘴，眼泪汪汪地向我递过碗来。

我欢欢喜喜地接过姐姐那碗，一看，发现姐姐这碗好像比我那碗的红薯丝更多。我瘪了瘪嘴，泪水瞬间涌了上来：“这碗红薯丝也多。”

母亲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正准备发作，父亲伸过碗来：“来来来，把红薯丝擀到我碗里。”

我破涕而笑，把碗里的红薯丝擀给父亲，父亲把他碗里的白米饭全部擀到了我碗里。父亲碗里的红薯丝堆成了一尖碗，夹杂着的白米饭粒粒可数。

吃了一段时间的红薯丝，我们都吃怕了，我宁愿不吃饭，饿着肚子，也不肯吃红薯丝。每当这时，父亲、母亲就轮流给我们上忆苦思甜课，讲他们过苦日子时连红薯丝也没有吃，只好到山上挖野菜充饥；讲外公在三年自然灾难中，没有粮食吃，饿得全身浮肿，最后活活饿死，都是些我们耳朵听起老茧的故事。有时，我听烦了，故意用手捂住耳朵，故意“啊啊”地叫嚷，故意盖过父母的声音。

后来，母亲再也不把红薯丝和大米掺和在一起煮了，而是把红薯丝覆盖在大米饭上面。每次盛饭时，母亲便把米饭上面的那层红薯丝盛在她和父亲碗里，让我们五兄妹吃净白米饭，能吃到不掺红薯丝的净白米饭，我们就像过年一样欢天喜地。

窗外，夜色更加浓重了，像罩着一块漆黑的布。我们四兄妹轮流趴在玻璃窗上看了一阵，什么也看不见。我从板凳上跳下来，肚子已经饿得咕咕乱叫了。我们满屋子找吃的，可是，除了母亲砧板上切好的菜蔬，我们没有搜到任何食物。

就在我们翻箱倒柜，企图从哪个角落搜出一枚硬币，买一块发饼分着吃时，大哥红肿着双眼，两手空空地回来了，父母铁青着脸，跟在后面，也回来了。

我们都迎上去，团团围住大哥，惊讶地问他：“大哥，你没买米？”

“这个砍脑壳、悖时的，路上问他，他一声不吭。米呢？你买的米呢？贪玩把米都忘记买啦？一家人都等着米下锅，你知不知道？”母亲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向大哥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大哥垂下脑袋，眼睛盯着脚尖，不说话。

“你倒是说话呀，把钱弄丢了？”母亲继续审问。

大哥依然不说话，像个犯人一样，勾着头。

“你快说呀。”母亲怒吼起来，她的火爆脾气又发作了。

“我把……我把粮票弄掉了。”大哥嗫嚅着说。

只听见“啪”的一声，震惊了屋子里所有人。母亲一个耳光扇过去，大哥捂着脸，泪水慢慢从眼眶里流了出来。

我们都吓坏了。我长那么大，第一次看见母亲打大哥，第一次看见大哥流泪。大哥流到脸腮上的泪水，滴落在我心上。几十年过去了，一想起往事，我心口就隐隐作疼。

像天塌下来了一样，母亲声嘶力竭地朝大哥吼道：“你怎么把粮票弄丢了，没有粮票，我们吃什么？吃什么啊？”

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米，买不到米，我们吃什么？人不可能不吃饭，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都很难过，为大哥弄丢了粮票而难过。

父亲在一旁唉声叹气，一会儿怪自己应该请个假去买米，一会儿又怨粮店的门关得太早，他下班后去买米，每次都会吃闭门羹。父亲嘟哝了几句，又劝大哥好好想一想，好好回忆一下粮票是在哪里弄丢的，或许我们打着电筒，沿路去找，能找回来。

大哥流着泪说他已经来来回回找了十几遍，一直找到天黑看不见路才回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丢的，什么时候弄丢的，他只知道放学后去了粮店，准备买米时，从口袋里掏粮票才发现粮票丢了。庆幸的是大哥把钱放在另一个衣兜里，钱还在。

然而，母亲像疯了一样，命令我们全家出动，去寻找丢失的粮票。大哥在前面带路，父亲、母亲一人打着一把电筒，我们四兄妹跟在他们后面。我们都走得很慢，眼睛睁得像铜铃，不放过地上的任何可疑物。那时正值初冬，傍晚的风像刀子一样削着我的脸蛋。我们跟随大哥，走过小河，走过石拱桥，走过一个挨一个的商店，一直走到学校，走到粮店紧闭的大门口，我们一无所获，又沿着原路返回。

就这样，整整二十斤粮票，被大哥弄丢了，这意味着本来粮食不够吃的我们不得不勒紧裤带，减少饭量了。从那以后，每次吃饭前，母亲为防止我们争吵，必定亲自给我们盛饭。母亲按照我们五兄妹的年龄及饭量，给每人分配好米饭。我们端起分配好的米饭，个个像从饿牢里放出来的，谁都不说话，只顾埋起头，吧嗒吧嗒，飞快地扒拉碗里的米饭，像怕人抢劫一样。

“吃那么快，又没人和你抢，看看，饭掉到桌子上啦。”母亲用一根手指敲击着桌面，唬着脸对我说。

我偏过脑袋，看看饭碗这边，又看看那边，这才发现桌上掉有一粒米饭。我赶紧用手捡起，放进嘴里。我和哥哥姐姐们一样，每次都会把碗里的米饭吃得一粒不剩。可是，每次只吃了个半饱，好像还越吃越饿，到了最后，我总是意犹未尽，不忘记用舌头舔一遍饭碗，碗被我舔得连一星油分子也看不见，比洗过还干净。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发生的事情，烙在心头的饥饿感穿过四十多个春秋依然记忆犹新，刻骨铭心。

后来，改革开放了，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丰收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取消了，我们终于可以敞开肚皮，餐餐吃顿饱饭了。

2013年，母亲72岁那年，检查出肺癌晚期。我去医院服侍母亲，当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母亲的淋巴系统，呼吸十分困难，母亲每天仅靠进食一点流食维持生命。那天我叫了个外卖，坐在母亲病床对面，看着母亲病哀哀的样子，我难受得吃不下饭，扒拉了两口，起身准备把剩下的米饭倒进垃圾桶时，忽然看见母亲激动地抬起一只手，无力地示意着我。气息奄奄的母亲当时已经说不出话，但我懂得了母亲的意思，母亲不许我倒掉碗里的米饭，不许我浪费一粒粮食。我端着饭盒，重新坐下，母亲脸色这才平静下来。我背向母亲，和着泪水，咽下了饭盒里的最后一粒米饭。

如今，在我的言传身教和严格管教下，我的孩子也养成了不浪费一粒粮食，碗里不剩一粒米饭，桌上地上不掉一粒米饭的习惯。粮食，带给了我太多的饥饿记忆与辛酸往事，让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