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他种了一辈子地，跟你们打了一辈子交道，现在只剩下你们这一个靠山了。”李莲华哽咽道。她是陕西省西乡县私渡镇一名普通农妇，今年七十三岁，丈夫吴有声两个月前在田埂上悄然离世。

“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一生的潮湿。”余华在《第七天》中写道。这场潮湿从不疾言厉色，却在往后每个寻常日子里，顺着记忆的缝隙悄悄蔓延，润透四季。

我是西乡农商银行私渡分理处的运营主管。每次和同事走上这条为村民上门服务的小路，思绪总会不自觉地飘远。皮鞋碾过水泥路面上散落的细沙，寒风卷起田埂间的麦糠，直往领口里钻。路很平，平得能照见天上碎云流动的影子——这条走过无数遍的路，每一回都给我带来不同的感受。

李莲华家的院门锁是锈透的铁环，我扣了三下，门里传来竹椅“吱呀”的响。门开时，一股旧棉花和灶灰的味道漫出来。

“是私渡信用社的闺女吧？”李莲华的声音裹着灶膛的草木灰味，从昏暗的里屋传来。我蹲下身，恰好迎上她颤巍巍伸出的手——指关节粗大如竹节，布满深浅不一的茧。她手里的存折被攥得发皱，边缘已微微弯曲，像一片在掌心焐了许久的秋叶。

我把重置密码的设备在桌上铺开，正要开口，她忽然轻轻扯了扯我的袖口。袖口是潮湿的，还沾着灶台边抹布的水痕。“腿脚走不动了，密码也记不清……这两天实在需要钱用，辛苦你跑这一趟。”布满皱纹的脸挤出尴尬的笑，像做错事的孩子。

我轻轻握住她粗糙的手，低声说：“不辛苦，应该的。”话头就这么松开了，像从旧棉袄里慢慢扯出一段线头，沿着记忆的纹理，一点一点，往回绕。

1983年，分田到户的第二年，她和丈夫吴有声刚把红被子叠进土炕柜，田埂的土还冻着潮霜。二十里土路走了四个钟头，裤脚裹的泥越坠越重。西乡农商银行私渡分理处那时是两间土瓦房，戴蓝布袖套的柜员扒着柜台沿儿问：“贷多少？”“五块。”——这五块能买十斤麦种，是开春的指望。

“后来年年都去贷，买化肥，买农药。”老太太伸手摸了摸桌角那只旧茶缸——搪瓷的，是西乡信用社早年送的，上头“支农惠农”四个红漆字已斑驳了大半。“路嘛，慢慢从土路变成石子路，后来又铺了水泥。信用社改叫农商行，柜台也换成了亮堂堂的玻璃。里头的小姑娘个个爱笑，每回我和老头子去取钱，总记得给我们倒杯热水。”

她话音落下时，手指还在缸子掉漆的边缘轻轻摩挲，仿佛触摸的是那些年从指缝间流淌而过的光阴。

那时候的“靠山”，是春耕时递来的一笔救急贷款，是秋收后稳稳接过的一沓汗水钱。种子下地、青苗抽穗、麦子归仓，西乡农商银行员工的身影，始终立在生产劳作的每个当口。老百姓心里明白：这家银行不一样——它的根扎在泥土里，它的脚步跟着农时走。

后来，靠着政策支持和自身发展，西乡农商银行的服务越做越实。存款取款、代缴社保、发放补贴、小额信贷……一桩桩、一件件，都落在农户最需要的地方。网点亮起的灯，成了乡镇里最让人安心的光。李莲华和吴有声这样的老农户，存折上的数字渐渐多了起来，可心里最踏实的，还是那句“有事找农商行”。

去年秋天，吴有声还牵着她去分理处取养老金，那天太阳暖，他把取来的钱折成小方块，塞进她的布衫襟里，按了按：“这钱留着给你买红糖，要是我不在了，有事就找农商行的人，他们是咱庄稼人的大靠山。”

这话成了谶。两个月前的早上，吴有声蹲在田埂上抽旱烟，烟袋刚点着，头一歪栽下去再没起来。老太太说这些时，拿起桌上的旱烟袋——烟杆磨得发亮，铜烟锅子包着层包浆，“他抽了一辈子这个，每次贷了款买了种子，都要蹲在院坝里抽一袋，说‘这下苗能长起来了’。”

她把新设的密码仔细写在纸条上，叠成小小的三角，慢慢塞进存折内页。手指停顿的片刻，眼泪忽然就落了下来：“跟他种了一辈子地，跟你们也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就只剩你们这一个靠山了。”

这一刻，“靠山”两个字，有了温度，也有了重量。它不再是标语墙上的口号，而是老人颤抖的手、潮湿的袖口，是七十年风雨无阻的每一次上门，是一代代农信人用脚印叠出来的山路。西乡农商银行之所以成为乡亲们口中的“靠山”，不单因为它能存钱、能贷款，更因为它记得清每户人家的门槛高低，听得懂田埂间的方言土话，也接得住生活冷不防递过来的那份重量。

离开时，院角那棵老槐树正好落下一片叶子，轻飘飘地掉在水泥地上，没有一点儿声响。

寒风贴着地面往回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成了大伙的靠山？是1983年泥泞路上那袋扛着种子的笑脸，是年年开春那笔如期而至的化肥贷款，是吴有声塞进她衣襟里那叠带着体温的养老金，也是如今老人独坐灶前时，一个电话就能等来的那声“我们马上到”。

人的一生啊，像一场短促的雪。但若是有人一直牵着你的手，若有像西乡农商银行这样的“靠山”立在身后，就算雪再冷，日子里也总能焐出暖意。而那些深藏心底的念想与牵挂，也总会在风雨同行的长路上，某个不经意的转角，悄悄重逢。（陈紫露）